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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案例看香港人在内地的遗产继承

广东省东莞市南华公证处  苏秋玲

 

       案例:死者王某生前系香港永久性居民,持有的有效证件为香港身份证,王某于2014年3月份在香港死亡,死后留有其生前在东莞市某银行的存款人民币肆佰万元。王某的父母亲均先于王某死亡,配偶为张某,二人在香港登记结婚,王某共有两个子女,张某及两个子女均持有香港身份证,居住在香港。王某生前无遗嘱,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王某的妻子张某及两个子女向公证处咨询,如何办理继承权公证,继承王某在内地的上述遗产。

       对于王某家属提出的咨询,公证处应如何答复、如何办理,因涉及到区际法律冲突,应当谨慎对待。

       首先,王某的家属向公证处提出办理继承权公证的申请,公证处可否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按照该规定,如果王某的遗产为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即可受理,现在王某的遗产主要为动产,公证处可否受理?如果死者系内地居民,其继承权公证申请通常由死者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公证处或者财产所在地公证处受理。现王某系香港居民,如果其生前的经常居住地不是在内地,公证处能否受理仍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根据司法部于1985年作出的《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关于涉外遗产继承的公证书如何出具事的复函》(文号:(85)司公字第124号),“中国公民继承居住在国内和国外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在境外的不动产、继承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在境外的动产和继承居住在国外的外国人在境内的动产,都不宜直接出具继承权公证书,可出具国内有关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属关系证明书、结婚证明书或者有关当事人的出生证明书,依照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或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继承遗产”,公证处不宜受理;由于存在法律查明问题,目前有些公证处也是如此操作的。

        涉外遗产继承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般因被继承人的国籍、遗产性质、住所地和遗产所在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而当时尚无公证法,关于涉外继承的规定也较为简陋,按照当时的继承法规定,涉外继承的,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而对于公证处来说,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的查明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公证处如何查明外国法也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因此,司法部第124号复函对待涉外继承公证也是持慎重态度,只有在该动产继承适用我国法律时,公证处才予以出具公证书。

        但是,目前很多部门在处理死者的遗产时,均会要求财产继承人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书,且一般要求在该部门所在地的公证处办理,如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人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存款,应向储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机构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蓄机构凭以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第(三)款规定,在国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等在国内储蓄机构的存款或委托银行代为保管的存款,原存款人死亡,其合法继承人在国内者,凭原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向储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机构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蓄机构凭以办理存款的过户或支付手续。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和司法部的复函显然是相冲突的。以本案为例,银行要求继承人在银行所在地办理继承权公证,而如果死者生前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不在内地的,公证处不为其办理,就会把继承人推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死者系香港人,在香港处理遗产一般是通过高等法院,然而,即便高等法院为其作出判决,该判决在内地也无法得到承认和执行,根据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只有事前有书面管辖协议的民商事判决方可获得承认和执行,但继承权的判决显然不在此范围内;如果公证处不为其办理继承权公证的话,则申请人只能向内地的法院提起诉讼,所耗费的精力和成本将大大增加。

        随着我国公证制度的不断发展、公证队伍的不断建设,公证人员的素质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适用法》)的施行,对于涉外继承中可能涉及到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夫妻财产关系、法定继承等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问题均作了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适用法》,这也为公证处办理涉港继承公证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应当对公证行业的能力有信心,相信公证处可以处理好涉港继承问题。司法部第124号复函在公证处办理公证时起到了行业指导的作用,但是从立法法的角度来讲,它并不属于行政规章,在处理涉外(港)继承公证时,公证处还应当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去处理。现在有些公证处已经在开展涉外继承公证的课题研究[1],笔者认为,时代的进步、法律的变迁和行业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公证法出台后,对于哪些案件公证处可以受理、由哪里的公证处受理均进行了规定,而法律适用法的施行则对于各种涉外民事关系冲突应当适用的法律进行了规定,受理和法律适用均有了相关的规定,公证处办理涉港继承公证均有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在本案中,根据公证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受理的规定,公证处受理当事人的公证申请,也未为不可。

       其次,受理申请后,如何适用法律?

       如果公证处受理该公证申请,要处理的问题则主要包括申请人是否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死者婚姻是否有效,死者的夫妻财产关系以及继承所适用的法律等。

        申请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按照《适用法》的规定,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香港的《成年岁数条例》规定,自该条例生效之日起,一个人年满十八岁时,即届成年,成年的年龄和内地的规定是一致的。死者和配偶在香港登记结婚,其结婚手续只要符合婚姻缔结地(香港)的法律,也被认为是有效的。而死者的上述财产是属于其个人财产还是属于死者和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则要看《适用法》关于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根据《适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如果夫妻双方均健在的,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但是现在王某已经死亡,其配偶无法单方面选择适用法律,则只能按照他们共同的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如果王某和其妻子没有共同的经常居所地的,则应当适用香港地区法律来确认夫妻财产关系。按照香港的法律规定(《已婚者地位条例》),如无特殊约定,夫妻实行财产分别制,则王某名下的财产应属于王某的个人财产,办理继承时按照全部视为王某的遗产来处理。

       按照《适用法》的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则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这里主要是指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应继份等的规定。如果王某死亡时经常居所地在内地的,则可以直接适用内地的法律,但是如果王某死亡时经常居所地在香港的,则要按照香港地区的法律规定处理。目前对于死者为香港人的继承申请(主要是不动产),公证处通常会要求死者的继承人先到具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的香港律师处办理《继承遗产声明书》和《放弃继承遗产声明书》,通过法律服务公司转递之后,再按照香港律师作出的文件办理公证。根据《适用法》的规定,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了查明的途径:(1)由当事人提供;(2)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3)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4)由该国驻我国使馆提供;(5)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适用法》均规定,在不能查明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是香港只是实行不同法律制度的地区,它仍然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以此为由直接适用内地法律,笔者认为也不妥。笔者认为,如果应当适用香港法律的,可以要求申请人通过具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的香港律师提供法律文本,或者作出相关的法律文件,经过法律服务公司转递后予以接受,因作出该文件的律师亦具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其作出的文件也可视为公证书使用。在本案中,王某的家属后来提出死者王某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在内地,主张应当适用内地的法律办理继承,则公证处可要求其提供死者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证明并由死者的家属发表声明,告知其相应的法律适用结果和法律后果,然后按照内地的法律规定办理继承。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适用法》的规定,继承适用什么法律并不属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范围,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准确适用。

        再次,公证词的表述问题。

        公证词的表述应当准确、严谨。由于该公证已经适用了《适用法》,笔者认为最好在公证词中予以表述;而很多公证书在结论部分都会援引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其实第二十六条规定主要是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先行分割的规定,如果死者的财产并不属于其和配偶的共同财产的,援引该条规定显然并不适宜,反而会使公证书出现错误。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如果该财产属于王某的个人财产的,则公证词中直接表述为“其配偶确认该财产属于王某的个人财产”即可,无需再援引我国法律规定,避免画蛇添足。

       上述的几点是笔者对于该案例的几点看法,不当之处,还有待商榷,欢迎同行批评指正。

       确实,公证处目前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还有困难,主要就是法律查明问题。由于公证法并没有关于查明外国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参照的就是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以及《适用法》的有关规定,按照《适用法》,可以查明外国法律的主体主要包括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并没有规定公证处可以进行法律查明,笔者认为,需要查明的外国法律就主要要通过当事人提供,如前所述,香港的法律查明,笔者认为通过当事人向具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的香港律师申请作出法律文件应可作为一个可接受的查明的途径。而我国对于外国(地区)法律的承认仅限于实体法,并不包括该国(地区)的法律适用法,这也降低了查明的难度。

         另外,目前具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的香港律师所作出的《继承遗产声明书》和《放弃继承遗产声明书》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文件直接按照内地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如果继承的财产为动产的,适用内地的继承法显然还缺乏一个连接点,笔者建议,可以在相关的文书上增加关于死者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在何处的声明以便于公证处适用法律;而不论继承的财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如果非配偶继承,有些律师还会直接为死者的配偶再办理一份《赠与书》,供受赠人在内地办理受赠使用,这其实也有泛适用内地法律的倾向。笔者由此联想到目前公证处在办理境外人士处理在华资产的公证(如出售、赠与等)时,往往也会要求其先在境外办理婚姻状况的公证,并要求其夫妻双方均作出表示,这对公证处来说,是一个保护措施,但是如果在已经可以查明其法律规定的国家/地区,按照其固定并非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的,是否仍有必要作此一步,这个问题也有待大家共同探讨。对于具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的香港律师所办理的法律文件,因办理公证需要提出新的要求,司法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如果能够牵头和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有限公司进行协商,将会为公证处准确办理继承权公证提供很大的帮助。

        《适用法》的出台,为公证处办理涉外(港)继承公证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是《适用法》的规定毕竟是原则性的,而我们遇到的法律冲突则是复杂多变的,我们在实际办案过程中,还应当具体学习、了解所应当适用的法律,方能准确把握。

 

参考文献:

[1] 丁伟,包名捷,范铭超. 涉外遗产继承公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9VPzylRskuXS-2p20C3o7FGXCvTCcJIaATq6K0fvV-S9cD8nB89nEDdaAb9UpFa6WZpZFehCxDVbcqL1F3g_pAS8LKQywk8fFgf3_x56pwy.

[2]涉外继承公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J].中国公证.2014(5).

[3]刘大鹏.从国际私法角度看我国涉外继承公证相关法律问题.[DB/OL].[2013-8-13]. http://lylsgz.com/html/lilunyantao/2012/0522/324.html.

[4] 刘大鹏. 我国区际继承公证相关法律问题研究.[DB/OL].[2013-8-13]. http://www.lylsgz.com/html/lilunyantao/2013/0719/471.html.

[5]陈苇,宋豫.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继承法比较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

[6]韩德培.国际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

[7]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中国公证协会.公证规章汇编.[Z].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 《中国公证》2014年第5期即有一期主题为《涉外继承公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的空中沙龙。